杨帆:文字学与书法如鹏之两翼

  • 来源:中国艺术报
  • 作者: 杨帆
  • 2019-07-15 09:47

摘要:当前书法创作在笔墨技巧等形式美的继承与创新上,已表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广阔的宽度,但形式追求甚则甚矣,却从另一面反映出当代书法家对文字学的漠视,以及对汉字渊源的认知缺失。

原标题:文字学与书法如鹏之两翼

自有汉字,便有书写汉字的书法。作为一门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,书法自有其特有的规定性。笔者以为,技巧形式与文字,好比大鹏之两翼,惟比翼方可高飞。漠视文字内容的作品,尽管技巧新颖,可一旦遭到后人之诟病,其影响自难久远,甚或消亡殆尽,岂不惜哉。

受当代学科分化影响,现今研究文字的文字学者不甚关注当代汉字的书写,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亦不甚关注汉字六书结构的文字学问题,导致文字学界与书法界形成一道本不该有的鸿沟。实际上,汉字的六书结构与汉字的书写,古人并不分得特别明确——古代书法家多是文字学家,或兼有文字学修养,如被称为帖派书法之祖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,便著有《小学篇》一卷,被誉为碑派书法之祖的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亦曾编纂《说文字原》 ;古代的文字学家亦多是书法家,或兼通书法,如秦丞相李斯、唐之李阳冰、宋之徐铉、清之吴大澂等皆是。汉字文化之精华要通过当代传之后世而愈久远,当代书法家应当继承这一优良传统。

当前书法创作在笔墨技巧等形式美的继承与创新上,已表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广阔的宽度,但形式追求甚则甚矣,却从另一面反映出当代书法家对文字学的漠视,以及对汉字渊源的认知缺失。其甚者,作品至多是形式优美、金玉其外而文字内容、六书结构深违中国通用汉字发展规律与规定,不考究者可谓多矣。从文献流传角度讲,这种错误书写之恶毒,远甚汉字发展史任何时期出现的文字异形、文字增损等现象。历史上虽出现过俗省字、异体字等现象,但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生规律,这些汉字的六书结构或多有依据,或在汉字书写中约定俗成而逐渐为大众所接受,并非书写者个别现象。故而,在汉字形体结构已经趋于稳定的今天,书法家手写字的合于规范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况且,艺术形式创新,不是以肢解汉字结构为代价的,曾经出现的非汉字书写的所谓现代书法逐渐退出书坛便是明证。以高技巧的笔墨去书写毫不讲究的文辞和六书失度的汉字,最终只会使高技巧的笔墨在三五十年后云散了。

书法家若要知晓文字学,必定绕不过读《说文解字》 。《说文解字》于书法家而言,犹如史家之读《史记》一样重要。当代书法家若能从《说文解字》入手,上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,或下逮汉以后草书、隶书、楷书等今文字,不仅能知晓汉字形体之演变,且对创作中不同书体、内容的汉字形体使用,都具有突出的积极作用。尽管《说文解字》因作者时代所限存在不少错误,但离了它,不仅商周金文讲不通,即草体、楷体亦不知其形体改造之所以然。古人治文字学,有学问研究上的自我要求和科举就试等方面的制度规定。如是从事学问研究,凡研经治史,疏证前代之文献,弄懂文字形体与含义都必然是治学之基;如是科举就试,官方都制定有一整套必须遵守的文字规范,唐代就规定读书人须读《说文解字》 《字林》等,书法家颜真卿、柳公权也没有例外。书法史上留名的这些大家,其身份都是以学者和官员为主的。即使清代未曾为官的邓石如,虽曾遭到当时学者“篆法不合六书”之诋,但他仍认真抄写过《说文解字》二十通,以敷应用。当前书法创作,除了展览设立文字审读环节,并无对书法家文字学研习上的制度规定。如果书法家不从事古典文献研究,就没有兼治文字学的自我要求了,故出现文字书写不合规范的现象实非偶然。鉴于古人之经验,由《说文解字》始,而逐渐深入与主攻书体联系紧密的文字学知识,仍将是当代书法家不可少的传统文化质素之一。

书法家研究文字学,广泛扩充文字学知识和修养,还可促成汉字手写体在形体结构上的创新。对于不懂文字学的书法家而言,或以为师法古人,沉潜笔墨章法的形式美技巧,便是创新的唯一途径,或以为在汉字形体结构上作形式空间的变异,便是结字创新的唯一途径,皆是错误的。书法创作在入古出新的方法上不宜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,在文字运用上亦不能乖于汉字发展与六书结构之规定。博涉群碑只是在取法范围上的广泛扩充,尚须由博返约,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个性化形体结构风格。对待古人之书,在字法、风格等方面不必盲从,前人某些论书的妄语,亦不必盲从。各时代的书迹,都有其不同时期的特点,也都体现出书法家各自不同的书写习惯、学术底蕴和审美趋向,当代书法家在继承这些传统时,就要有甄别为去取的精神。至于创作中的字法问题,当然要以识得《说文解字》为基准,但又不必墨守这些传刻的字书,亦不必如乾嘉学者那样过甚严格,沦为抄字书的风格。

文字学、书学分为二事后,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书者不识古字,昧于形声,以致成为劣等字匠。若能振兴六书,加以八法,于书学之发展、个人之创作,皆非坏事。古文经被引入学术研究,古文字被引入书法创作,都是以小学的发达,以古文字的考释成果为前提的。要搞懂古文字与隶楷在字形上的联系,就必于《说文解字》用功,假定《说文解字》亡,甲骨文、金文亦无用。不讲小学,不能作书,不究心《说文解字》 ,不能作甲、金各体书法。不过,若事于小学而过分崇古,墨守《说文解字》六书亦大不可,书法史上某些学者正因为如此,其篆书不仅在篆法上将《说文解字》传写的讹误一并吸纳,且风格形式上亦显得单一少变化,如此看来,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方法,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。此外,书法创作实践的某些素养也可对小学产生反作用,故有的学者就主张治小学当兼学书,虽篆变隶以来,书家各逞笔姿而字体大坏是事实,可清季以来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书家,在古文字书法的创作实践中也能促进文字学的进步,同样也是事实。

尽管今天谈国学修养与古人谈国学修养自有不相同的背景,但其意义却没有差别。与当代书法家创作研究相关的传统学问还有很多,如经学、史学、训诂学、金石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文献学、考古学、诗词学、书论画论印论等。文字学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基础学问和国学入门之阶,它既为历世书法篆刻大家所重视,则今天的书法家就不应该丢弃这个优良传统。通过文字学,不仅可以丰富书法家的综合学养,并且还能实现创作实践的高品位。故此,当代书法家加强对文字学的关怀,不仅关系个人创作,也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创作,还关系到汉字文化能否通过当代传承到更久远的后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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